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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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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y 06

北宋靖康之难中悲惨的汉族女性

北宋靖康之难中悲惨的汉族女性
  在一般人的眼中,战争仿佛只是男人们的事,女人们则可以远离战场,在后方承受相思之苦以及可能有的功名和不幸。但是,在男权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女人们决没有如此轻松,她们经常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或战利品,往往承受着比男人更多更沉痛的苦难。靖康之难就是一例。

  对于靖康之难,很早就在教科书上有所了解,知道它是宋王朝的奇耻大辱,最突出的是徽、钦二帝同时被金人掳去,被封为屈辱的昏德公、昏德侯。而对其他情况,特别是不能进入正史的女性的命运,却寡于见闻,并不知晓。近日阅读《靖康稗史笺证》一书,于暑热难当之际,却觉得心里阵阵发紧发冷,不禁为之感慨唏嘘。这本书由宋人确庵、耐庵编纂,内含七种稗史,即:宋人钟邦直《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宋人无名氏《瓮中人语》、《开封府状》、金人李天民《南征录汇》、金人王成棣《青宫译语》、宋人无名氏《呻吟语》、金人无名氏《宋俘记》。除第一种之外,其余六种都是记载汴京沦陷、金兵北归的过程。尤其难得的是,这些都是作者的亲身见闻,记实性特别强。记录的方式主要采用日记体,而且多是逐日记录,让你时刻感到危在旦夕的形势和气氛。如《瓮中人语》记载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宝寺火。二十五日,虏索国子监书出城。”次年正月:“二十五日,虏索玉册、车辂、冠冕一应宫廷仪物,及女童六百人、教坊乐工数百人。二十七日,虏取内侍五十人,晚间退回三十人。新宋门到曹门火。二十八日,虏索蔡京、王黻、童贯家姬四十七人出城。”就这样,一场场,一幕幕,连续不断,扣人心弦。在《开封府状》这本官方文书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者那颤抖的笔触和慌乱的心神,有的段落甚至有点断断续续、语无伦次之感。而最令人震惊的是女性的命运。

  金兵围攻陷汴京前后,大肆烧杀掳惊,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除金银财物之外,他们大量俘虏宋朝官员和百姓,其中女性尤多。像上文所引,金人特意索要“女童六百人”,却没有索要男童,可见女性天生就比男性不幸。《瓮中人语》载,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七日,金兵掠巨室,火明德刘皇后家、蓝从家、孟家,沿烧数千间。斡离不掠妇女七十余人出城。”这位斡离不就是金兵统帅完颜宗望,他以妇女为战利品。又据《南征录汇》,同年十二月初十,宋臣“吴幵、莫俦传宋主意,允以亲王、宰执、宗女各二人,衮冕、车辂及宝器二千具,民女、女乐各五百人入贡。”这些女性被宋廷当作牺牲品,进贡给金人。金兵将帅有时为了争抢美女,甚至会兄弟相残。据《南征录汇》记载,守城千户陆笃诜杀死其兄尚富皂,原因是尚富皂在把守汴京南薰门时,“踞大宅,淫及陆所掠女”,可见这些被俘妇女俨然成了他们的私人财产。

  金兵大规模索要宋国妇女是在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他们利用重兵压境,先是要求宋朝支付简直是天文数字的犒军费,大概他们也清楚,此时的宋王朝已经山穷水尽,根本无力筹措这笔钱财,他们的真正用意或许本来就不在金钱,而在于宋王朝的妇女。《南征录汇》明确记载了他们这一罪恶的欲望:“原定犒军费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须于十日内轮解无阙。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很明显,他们不仅要占有宋王朝的国土和财物,还要占有宋王朝的女人,来满足他们的占有欲。要知道,所谓帝姬就是公主,王妃是皇帝的儿媳,宗姬是诸王子之女(郡主),族姬是皇族女子(县主)。宋钦宗居然很快在上面画押同意了,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开封府不仅照办,而且《开封府状》还保存了这耻辱的见证:一份详细的帐单。帐单上各类妇女的价码与金人所开列的完全相同,只是将“贵戚女”改成了“良家女”,这表明受害面更广了。部分女子经“帅府选择”,被“汰除不入寨”。下面就是开封府官员“用情统计”后的明细帐:

  选纳妃嫔八十三人,王妃二十四人,帝姬、公主二十二人,人准金一千锭,得金一十三万四千锭,内帝妃五人倍益。

  嫔御九十八人,王妾二十八人,宗姬五十二人,御女七十八人,近支宗姬一百九十五人,人准金五百锭,得金二十二万五千五百锭。

  族姬一千二百四十一人,人准金二百锭,得金二十四万八千二百锭。

  宫女四百七十九人,采女六百单四人,宗妇二千单九十一人,人准银五百锭,得银一百五十八万七千锭。

  族妇二千单七人,歌女一千三百十四人,人准银二百锭,得银六十六万四千二百锭。

  贵戚、官民女三千三百十九人,人准银一百锭,得银三十三万一千九百锭。

  都准金六十万单七千七百锭,银二百五十八万三千一百锭。

  上述清单中,被一次抵押折价的各类女子竟然多达11635人!这是场多么大的劫难!

  紧接这份帐单的是写有上述皇族成员姓名和年龄的一长串名单。上面写满了柳腰、青莲、春罗、蕙卿、朱红这些令人读后口齿留香、遐想芳容的姓名和十八岁、十九岁的青春年华,这些都是一个个真实的生命,一个个美的化身,居然遭此摧残!更加不幸的还有许多儿童。在“皇孙女三十人”中,最大的只有八岁,最小的仅一岁;在“王女二十三人”中,十岁以下的就有十四人。

  几天后,这些女子陆续落入金人之手。《南征录汇》记载,“自正月二十五日,开封府津送人物络绎入寨,妇女上自嫔御,下及乐户,数逾五千,皆选择盛装而出。选收处女三千,余汰入城,国相自取数十人,诸将自谋克以上各赐数人,谋克以下间赐一二人。”所谓国相就是金兵的另一统帅完颜宗翰。从此,这些女子只能是任人宰割,身心都受尽凌辱。次月五日夜,完颜宗翰宴请手下将领,令宫嫔换装侍酒,不从者即予处死,手段极其残忍。当时,有郑氏、徐氏、吕氏三位妇女抗命不从,被斩杀,又有“烈女张氏、曹氏抗二太子(完颜宗望)意,刺以铁竿,肆帐前,流血三日。初七日,王妃、帝姬入寨,太子指以为鉴,人人乞命。”在这种威逼下,仍有妇女抗命不从。初九、初十两天,又新押来九名王妃、帝姬,其中一人不从。下面是她与完颜宗望的对话:

  二太子曰:“汝是千锭金买来,敢不从!”妇曰:“谁所卖?谁得金?”曰:“汝家太上(指宋徽宗)有手敕,皇帝有手约,准犒军金。”妇曰:“谁须犒军?谁令抵准?我身岂能受辱?”二太子曰:“汝家太上宫女数千,取诸民间,尚非抵准,今既失国,汝即民妇,循例入贡,亦是本分。况属抵准,不愈汝家徒取?”妇语塞气恧,随侍小奄屡唤娘娘自重,妇不自主,小奄遂自刎。

  完颜宗望居然说得头头是道,将强迫妇女说成是女子应尽的本分,还认为这种抵押作价比宋廷征召民女入宫要宽厚优越,弄得这位妇女有口难辩,气塞语咽。这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双方的心理。类似冲突还发生在宋徽宗与金帅完颜宗望、完颜宗翰之间。完颜宗翰的长子设也马看中宋徽宗的女儿富金帝姬,在一次宴会上,完颜宗望要宋徽宗将富金帝姬给设也马,宋徽宗不同意,理由是富金帝姬已经出嫁为蔡京的儿媳,不能不顾廉耻,再嫁二夫。完颜宗翰听后大怒,严厉斥责道:“昨奉朝旨分虏,汝何能抗令?堂上客各挈二人。”很难得,这次宋徽宗没有示弱,抗颜申辩:“上有天,下有帝,人各有女媳。”结果被完颜宗翰呵斥出去。尽管宋徽宗比上面那位妇女强硬得多,但他与那位妇女一样,终究是个失败者,无法改变他女儿的命运。金兵撤退途中,设也马迫不及待地公然以富金帝姬为妻,回到上京之后,更是得到金太宗的进一步诏许,“赐帝姬赵富金、王妃徐圣英、宫嫔杨调儿、陈文婉侍设也马郎君为妾。”(《青宫译语》)如此形势,宋徽宗恐怕只能是忍气吞声了。

  金兵帅府还下令让那些已经从属于金兵将士的妇女“改大金梳装,元有孕者,听医官下胎。”有些妇女不堪凌辱,先后自尽。如信王妃自尽于青城寨,郓王姬王氏自尽于刘家寺。许多女子不堪折磨而死,连金人自己都承认,“各寨妇女死亡相继”,其中包括十六岁的仁福帝姬、贤福帝姬、保福帝姬。

  在金兵北归途中,被掳妇女继续受到金人的奸淫侮辱,《呻吟语》载,“被掠者日以泪洗面,虏酋皆拥妇女,恣酒肉,弄管弦,喜乐无极。”又据《青宫译语》,连宋钦宗的朱慎妃在中途解手时,都遭到千户国禄的威逼调戏,其他普通一点的妇女则可想而知了。与此相伴的是,死亡更加严重。一支原先三千多人的宗室队伍,到达燕山后,只剩下一千几百人,而且十人九病。金人的《宋俘记》记载临行前俘虏的总数为14000名,分七批押至北方。其中女性数量明显多于男性。第一批“宗室贵戚男丁二千二百余人,妇女三千四百余人”,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自青城国相寨起程,四月二十七日抵燕山,存妇女一千九百余人。”一个月内,死亡1500名妇女,死亡率将近一半。

  那些幸存者结局也都很悲惨。一部分被送往遥远的金国上都(今黑龙江阿城),听从金太宗的处置。宋徽宗的郑皇后、宋钦宗的朱皇后被换上女真服装,上千名妇女被赐给金人,另有三百人留住洗衣院。这些妇女都被迫入乡随俗,“露上体,披羊裘”。朱皇后不堪其辱,回屋后随即自缢,被救后又投水自尽。一部分在燕山附近被金帅赏赐给部下,许多妇女随即被卖进娼寮,甚至还被完颜宗翰拿去与西夏换马,以十人换马一匹,有的还被卖到高丽、蒙古作奴仆。《呻吟语》引《燕人麈》之语,说那些被分赏给金兵将帅的妇女,“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甫出乐户,即登鬼录”。作者还说他的一位邻居是位铁匠,“以八金买倡妇,实为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从这令人咋舌的记载中,可以见出她们沦落到了何等境地!使金被留的词人宇文虚中、吴激就曾遇见沦为歌妓的北宋宗姬,并分别为之作词,宇文虚中称这位歌妓是“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钦慈族”(《念奴娇》),吴激的《人月圆》最受后人赞许,词曰:“南朝多少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 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髻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这位宗姬引发了吴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但若要与这位宗姬相比,官任翰林待制的吴激真不知要幸运多少!

  靖康之难给女真人带来的是功名利禄,子女玉帛,而给这些无辜的汉族妇女带来的是比男子更深重的屈辱和不幸。战争让女人走开,可能吗?

靖康之难:被掳北宋宫廷及宗室女性

靖康之难”:被掳北宋宫廷及宗室女性

张明华 (河南大学)



  【内容提要】 北宋末年,金兵第二次南下包围了汴京城,为了苟延残喘,宋徽宗、宋钦宗竟以上万名宫廷、宗室和京城妇女为抵押品,明码标价地抵押给了金军。在金军的营寨中,她们遭到强暴和蹂躏。北宋政权灭亡后,金兵北撤,这些女性在金军的押解下随同北迁,在途中历经磨难、大批死亡。到达金国都城上京以后,她们被遣送到供金国君臣享乐的洗衣院、金国皇帝的各大御寨,赏赐给金军将领,甚至流落民间,被卖为奴、娼。



  “靖康之难”是北宋灭亡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往往着眼于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对在“靖康之难”中被掳往金国的北宋宫廷、宗室女性的研究很少涉足。除何忠礼先生的《环绕宋高宗生母韦氏年龄的若干问题》(注:《文史》第39期,中华书局1994年版。)和王曾瑜先生的《宋高宗生母韦氏》(注:《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第608~623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两篇文章对其中个案韦氏进行过研究外,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尚缺乏总体的揭示和研究。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史料匮乏。中古时期,女性在历史的记载中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史书中有关女性的记载都是经过掌握话语权的男性选择过后的结果。为了掩盖“靖康之难”中大量宫廷、宗室妇女遭到凌辱及在金国为奴、为娼的屈辱历史,减少执行投降政策的压力,南宋高宗禁止私人修史;而传统史家为“尊者讳”,在史书中极力回避这一问题,如《三朝北盟会编》中虽然反映了民间女性所遭到的金兵侮辱,有关宫廷和宗室女性的遭遇却不见记载。尽管官方数据极力掩盖、回避这一问题,如果我们披沙拣金,仍能在残存的南宋人笔记中找到可以信赖的史料,由南宋人确庵、耐庵编定的《靖康稗史》就是一本被人长期忽略、极具史料价值的史书。该书辑录了当时尚存的七种笔记,其中《开封府状》、《南征录汇》、《青宫译语》、《呻吟语》、《宋俘记》五种笔记从不同角度记载了北宋都城陷落、宫廷宗室女性北迁及北迁后的情况,其内容可与《宋史》、《金史》互证,且能补正史之不足。该书最大的特点是保留了宋、金双方的记载,作者们大都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1](p2)由于该书不属于传统史学观念认定的正史范畴,其史料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本文立足于对这些尚未开发的史料的甄别使用,力图廓清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



  一、被掳宫廷、宗室女性的类别、人数、年龄

  

  从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兵第二次包围京城到靖康二年四月张邦昌伪政权建立前,宋徽宗、宋钦宗及北宋官员一直幻想不惜任何代价、通过斡旋方式保留政权。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双方达成协议,该协议规定:(金国)准免道宗(宋徽宗)北行,以太子康王、宰相等六人为质,应宋宫廷器物充贡;准免割河(黄河)以南地及汴京,以帝姬(公主)两人,宗姬、族姬各四人,宫女二千五百人,女乐等一千五百人,各色工艺三千人,每岁增银绢五百万匹两贡大金;原定亲王、宰相各一人,河外守臣血属,全速遣送,准俟交割后放还;原定犒军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须于十日内输解无缺。附加条件是:“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2](p136)从正月二十八日起,北宋政府开始履行以上协议,按照金人的要求向金军营寨输送女性,最早送去的是蔡京、童贯、王黼家的歌妓各24人,其中福金帝姬(公主)作为蔡京家中的女眷也在遣送之列,被送往皇子(斡离不)寨。史载,福金帝姬见到斡离不后,“战栗无人色”[2](p139),斡离不下令奴婢李氏将福金帝姬灌醉,乘机对其实施强暴。福金帝姬是“靖康之难”中第一个被金军统帅蹂躏的宋朝公主。



  尽管开封府官员刮地三尺,却无法满足金人的索求。为苟延残喘,宋徽宗、宋钦宗开始拿妇女抵债。开封府官员除对照玉牒将宫廷、宗室妇女全部押往金营外,还搜括京城民女甚至已经嫁人的宫女充数。这些被强行抓来的女性“皆蓬头垢面,不食,作羸病状,觊得免”,而开封府尹徐秉哲为了邀功,竟“自置钗衫、冠插、鲜衣”[3](卷七七,p584),将上自嫔御、下及乐户的5000名妇女盛装打扮送出京城,交付金军。以胜利者自居的金军从选送的5000名女性中“选收处女三千,余汰入城”[2](p139),当然,被淘汰的2000名女性应属于被金兵糟蹋后由于身体虚弱等原因不便带走而已。



  由于无法满足金军索要的金银数目,宋徽宗和皇室成员也没能逃脱这场噩运:二月初七日中午,在金军元帅粘罕、斡离不和上万名骑兵的严密监视下,宋徽宗率妻妾、子婿妇、女奴婢从皇城络绎而出,经内侍指认点验后,“太上后妃、诸王、帝姬皆乘车轿前进;后宫以下,骑卒背负疾驰”[2](p141)。在交接过程中,金兵对其行李也进行了严格检查,凡金银玉帛“不许带往南熏门交割”[4](卷十五,p948)。随后一些躲藏在民间的宫廷、宗室女性也被金兵陆续搜出,除了死去的女性需要特别注明外,任何与皇室有直接血缘关系哪怕是年仅一岁的儿童都在被掳之列。据《靖康稗史》之三《开封府状》所保存的少量与皇室关系密切的女性资料统计,这些女性的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

 最终金人选定嫔妃83人,王妃24人,帝姬、公主22人,其中皇帝妃折钱加倍,共折合金13万4千锭;嫔御98人、王妾28人、宗姬52人、御女78人、近支宗姬195人,共折合金22万5千5百锭;族姬1241人,共折合金24万8千200锭;宫女479人、采女604人、宗妇2091人,共折合白银158万7千锭;族妇2007人、歌女1314人,折合白银66万4千2百锭;贵戚、官民女3319人,折合白银33万1千9百锭。以上妇女共折合金60万7千7百锭、白银258万3千1百锭。[6](p122)即便如此,除去已经缴纳的金银数目,北宋政府还欠金人“金三十四万二千七百八十锭、银八十七万一千三百锭”[6](p121)。这11635名被出卖的女性分别被关押在青城寨(原大梁城南5里,今开封城南)、刘家寺(今开封城外东北)两个金军大营。

  

  二、关押在青城寨、刘家寺女性的遭遇



  从被送入金军营寨的那一刻起,这些女性就开始遭到金军将领的蹂躏,她们被迫更换舞衣,给金军将领劝酒,稍有反抗就被当场斩首。二月七日晚,3名女性被斩首示众;1人因不堪侮辱,用箭头刺穿喉咙自杀;另有3名贡女拒不受辱,被金兵用铁竿捅伤,扔在营寨前,血流三日方才死去。斡离不指着这3名女子的尸体警告王妃、帝姬要以此为鉴,否则同样下场。他们还强令福金帝姬安慰、说服刚到的人梳妆打扮、更换舞衣,供金军将领享乐。不久,保福、仁福、贤福3名帝姬和2名皇子妃被折磨而死。在金军将领强迫宋徽宗参加的宴会上,斡离不向宋徽宗提出把富金帝姬嫁给设也马(真珠大王),遭到宋徽宗“一女不事二夫”的拒绝。粘罕不胜恼怒,竟下令在场的金军将领每人拉走两名女子,任意发泄。[2](p155~156)为了满足金军将领们的淫欲,斡离不甚至下达了“元有孕者,听医官下胎”[2](p154)的命令。



  金军将领如同分配牲畜一样瓜分这些特殊的战利品。在第一批被押解到金营的妇女中,“国相(粘罕、斡离不)自取数十人,诸将自谋克以上各赐数人,谋克以下间赐一二人”[2](p139),其后随着宫廷、宗室、贡女的陆续到来,除选定贡女3000人以外,金国朝廷“犒赏妇女一千四百人,二帅侍女各一百人”[2](p154)。到金军撤离,粘罕、斡离不领人观看从京城搬运北宋皇宫的器物时,身边已是“左右姬侍各数百,秀曼光丽,紫帻青袍,金束带为饰”[3](p623)。同时,分赃不均也引发了金军将领的内部矛盾:万户赛里指使千户国禄都投书帅府,申述他的弟弟野利已经和多富帝姬定情,要求元帅府归还多富帝姬。两位元帅听后勃然大怒,将野利斩首。[2](p160)守城千户陆笃诜杀死哥哥尚富皂,起因也是因为尚富皂奸污了陆笃诜抢来的宗室妇女。[2](p170)在金军将领的淫威之下,“各寨妇女死亡相继”[2](p156)。



  也有个别王妃不甘接受这样的屈辱,与金军将领发生争执。斡离不理直气壮地说:“汝是千锭金买来,敢不从!”王妃争辩道:“谁所卖?谁得金?”斡离不回答:“汝家太上有手敕,皇帝有手约,准犒军金。”该王妃还幻想自己身分尊贵,不在受辱之列,“谁须犒军?谁令抵准?我身岂能受辱?”斡离不反诘道:“汝家太上宫女数千,取诸民间,尚非抵准?今既失国,汝即民妇,循例入贡,亦是本分。况属抵准,不愈汝家徒取?”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在金军血腥残暴和皇帝懦弱无能的现实下,这位想捍卫贞节的王妃最终也“语塞气恧”[2](p174~175),只能忍气吞声、任人摆布。

  

  三、押解途中北宋后妃及宗室女性的遭遇



  据《宋俘记》记载,从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起,北宋后妃及宗室女性被分作7批押往金国都城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市),途中历时1~2个月,除忍饥受冻、风餐露宿外,她们既要克服身体的特殊状况(月经或怀孕),而且随时还会遭到押解官员的骚扰和侮辱。



  《青宫译语》完整地记载了第二批押解女性从东京出发到上京的全过程,从她们的经历可以比照其它六批女性的遭遇:靖康二年三月二十八日,韦妃(宋高宗的母亲)、邢妃(宋高宗的皇后)、朱妃(郓王之妻),福金、嬛嬛两位帝姬和两位皇子在真珠大王、千户国禄和5000名金兵的押解下北迁。二十九日,邢朱二妃、二帝姬因“坠马损胎”[7](p177)。四月初一日,她们与宝山大王押解的第三批女性宋钦宗的朱皇后和朱慎妃等人会合。四月二日,行程途中,国禄先后猥亵朱妃、朱皇后,随后与嬛嬛帝姬同骑一马。盖天大王见色起心,杀国禄,弃尸于河,妄图霸占嬛嬛帝姬,被真珠大王阻止后,又把凌辱的矛头指向邢妃,“邢妃以盖天相逼,欲自尽”[7](p178)。十一日到达真定府(治??长填词歌咏,逼迫朱妃、朱慎妃为他们填词演唱。两人无奈,就填词哀叹自己生不如死的悲惨处境,其中一首为:“昔居天上兮,珠宫玉阙,今居草莽兮,青衫泪湿。屈身辱志兮,恨难雪,归泉下兮,愁绝。”[7](p179)四月十九日,真珠大王强娶富金帝姬为妾,大摆宴席,邀请北宋后妃参加。四月二十九日,真珠大王押解韦妃等先行,与盖天大王分别,盖天大王“送至三里外,怅然而别”[7](p182),对这些女性仍心存觊觎。从燕山登程以后,进入沙漠,路绝人烟,金人日行150里,壮年男子都感到疲于奔命,这些女俘们更是苦不堪言。过兔儿涡(今辽宁北镇县境内)、梁鱼涡(今辽宁新平县东南)沼泽地时,尽管她们躺在骆驼、马匹两侧的兜袋里,衣服也全部湿透,“地狱之苦,无加于此”[7](p185),以致人皆病困,直到十几天后到达乌舍(今吉林农安县东北)时,病者才死里逃生。然而,等待她们的是更悲惨的命运。除富金帝姬等4人被赐给真珠大王为妾、陈桃花等4人赐给真珠大王为奴婢外,韦氏、邢氏等18人被遣送到洗衣院。

由于史料缺乏而不能进行完全统计,从第一批押解的情况可以大致看出有大批女性死于押解途中:第一批被押解的人员中有宗室妇女3400多人,她们三月二十七日从青城寨出发,由于途中“长途鞍马,风雨饥寒,死亡枕藉,妇稚不能骑者,沿途委弃”,“十人九病”,[8](p198)有1500名妇女在途中死亡。[9](p244)四月二十七日到达燕山时,仅存妇女1900余人,死亡率为44%,到达上京的死亡率应在50%以上。至于民间贡女,其处境更是惨不忍睹。固新押解贡女3180人、诸色目人3412人从青城寨出发,四月初八到达相州(今河南安阳),由于连日下雨,贡女所乘的车大多已经破漏,她们被迫到金兵的营帐中避雨,结果遭到金兵的轮奸,以致“多*毙”[8](p194)。被掠者每日以泪洗面,而金军将领皆“拥妇女,恣酒肉,弄管弦,喜乐无极”[8](p195)。

  

  四、总体结局



  这些女性在途中受尽屈辱和折磨后,最终到达上京。她们被强行遣送到洗衣院、御寨或分给金军将领,有的甚至沦落为娼。金朝统治者不仅自己享用这些战利品,还把她们赐给南宋出使金朝的大臣以示侮辱。天会六年(1128)正月,南宋使者王伦等出使云中,被金国扣押,粘罕赏赐王伦内夫人及宗女四人,甚至还赏赐随行使者朱绩一位宗室女。朱绩因不接受赏赐,竟被粘罕处死。[8](p206)



  天会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北宋宫廷的后妃及宗室女性们经历了她们北迁以后最耻辱的一幕。作为战俘,金朝皇帝命令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后、皇子和宗室妇女改换金人服饰,拜谒金人的祖庙。史载“后妃等入宫,赐沐有顷,宣郑、朱二后归第。已,易胡服出,妇女近千人赐禁近,犹肉袒。韦、邢二后以下三百人留洗衣院”[8](p209)。发送前,金国统治者再次命令20名医官对暂不发送的94名宫眷“孕者下胎,病者调治,以备选进”[8](p211)。从字面看“洗衣院”好像是洗衣的机构,其实不然。从与韦氏一同被遣送到洗衣院的朱风英、赵嬛嬛第二天“并蒙幸御”[7](p191)来看,洗衣院实际上是供金国皇帝消遣的场所。由于当时南宋与金处于交战状态,金人将韦氏、邢氏送入洗衣院以示对宋朝皇帝的侮辱。在异族统治者的众目睽睽下,宫廷、宗室妇女遭受的集体侮辱使钦宗的朱皇后感到绝望,面对金朝统治者的野蛮暴行,作为战败民族女性的代表,为了捍卫自己和所代表民族的女性的尊严,履行母仪天下的职责,她选择了以死抗争。受降仪式结束后,朱皇后即“归第自缢”,被人发现后救活,她“仍投水薨”。[8](p209)在所有北迁的女性中,朱皇后最具有反抗精神,她的这种刚烈行为其后还得到了金人的褒扬。金世宗下诏称赞她“怀清履洁,得一以贞。众醉独醒,不屈其节”[8](p217),追封她为“靖康郡贞节夫人”。这无疑是对徽、钦两位皇帝和大多数女性苟且偷生的最大嘲讽。



  宋徽宗在世的21名公主中,除死于刘家寺的保福帝姬、仁福帝姬和贤福帝姬3人外,富金帝姬被真珠大王强迫为妾、惠福帝姬被宝山大王聘为妾,剩下的16人中没入洗衣院的9人、遣送到各大营寨的6人、云中御寨者1人。[9](p274~278)  



  宋徽宗的皇后皇妃5人,郑皇后和其它3位皇妃一同和宋徽宗迁至五国城(今黑龙江伊兰县),韦氏流落洗衣院。嫔位的31名女性中,4名移居额鲁观寨,4名移居萧庆寨,3名移居葛思美寨,其它20人随宋徽宗第四批北行,3人生子,其余人员情况不明。其它封号的108人中,其中婕妤、才人、贵人、美人41人,先入青城寨,跟随第五批北行,曹小佛移居葛思美寨,到燕山以后,新王婕妤等5人归宋徽宗,其余35人居燕山御寨,至上京以后此35人又被分散,奚拂拂等10人入洗衣院,莫青莲等21人分别入斜也、讹里枴⒋镪恪㈥^母、希尹、兀术及诸郎君寨,邱巧云等4人死于途中。至于国夫人、郡夫人、夫人封号者67人,李春燕被金人赏赐给张邦昌,陈桃花等4人归真珠大王寨,郑佛保等4人归宝山大王寨,霍小风等2人归高庆裔寨,郑巧巧等2人归余覩寨,王猫儿等4人归兀室寨,费兰姑等4人入娄宿寨,沈金男等2人归刘思寨,韦月姑等44人第七批北行,途中死亡11人,其余33人归云中御寨。[9](p254~261)



  除柔嘉公主随宋钦宗至五国城外,其它29名皇孙女,死于寿圣院及途中的14人,过沼泽地时被水淹死的4人,没入洗衣院的6人。剩下的5人中,肃王的女儿玉嫱被封为帝姬,景王的女儿嫁给了韩昉的儿子,益王的女儿嫁给了克锡的儿子,其余2人下落不明。[9](p284~285)  



  宋钦宗1后1妃,朱皇后死于上京,朱慎妃随至五国城。10名有封号的姬妾,其中4人入真珠大王寨,卢顺淑等4人入宝山大王寨,郑庆云等2人到燕山以后归宋钦宗,流落至五国城。另外作为奴婢封职的27位,其中6人途中淹死,1人自刎,2人病死,顾顽童等3人归宝山大王寨,杨调儿等2人被赏赐给真珠大王,朱淑媛等13人入洗衣院。[9](p263~266)



  34名皇子妃中,第二批北行者5人,3人发配到洗衣院(其中高宗皇后邢氏、田春螺死于洗衣院,朱风英后至五国城),1人配真珠大王,1人封绍兴郡夫人。第三批北行者1人,先入宝山大王寨,后敕配伪建安郡王赵梴。第五批北行者28人,入洗衣院者9人,其中4人于天眷十三年迁往五国城,另外5人死于洗衣院;被遣送到各大营寨者10人,赐给伪相国李浩为妾者1人,另外8人无考。可见,在34名皇子妃中,除8人下落不明外,绝大多数女性仍然被遣送到各大营寨(12人)和洗衣院(12人)。[9](p278~283)  

史书留下的有关宗室记载,惟有燕王赵俣、越王赵偲、义和郡王赵有奕三支。其中燕王妻至五国城,妾2人入洗衣院,儿媳4人、女儿及孙女6人中,只有女儿赵飞燕被封为次妃,其余下落不明。越王赵偲,妻殁于韩州;妾2,1殁于燕山御寨,1殁于洗衣院;儿媳6人,女儿3人,孙女1人,其中女儿檀香入宫为夫人,儿媳陈艳入兀术寨,其余下落不明。郡王赵有奕妻殁于道。[9](p286~288)由于宗室女被没入洗衣院或分给参加侵略战争的金军各级首领,她们的处境各不相同,“妇女分入大家,不顾名节,犹有生理,分给谋克以下,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金国一个铁匠竟以“八金”的价格买下一位兼有“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三种身分的女性。这些女性“甫出乐户,即登鬼录”,[8](p199)命运大致相同。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在对北宋宫廷、宗室女性的瓜分中,获益最多的是金朝统治者。首先是金朝皇帝,占有被送到洗衣院和各大御寨的女性;其次是发动战争的军事贵族,粘罕、斡离不在离开北宋都城前身边女性已达百人以上,到上京以后,他们又参与了对押解到上京妇女的再分配;再者是参加战争的各族军事首领,据以上有限、具体的数字统计,遣送到各大营寨的女性:额鲁观寨4名,萧庆寨4名,葛思美寨4名,真珠大王寨11名,宝山大王寨12名,高庆裔寨2名,余覩寨2名,兀室寨4名,娄宿寨4名,刘思寨2名。  



  随着南宋抗金力量的不断增强和宋金议和的进展,这些被掳女性的处境稍有改变,少数宗室女性被召入金国的皇宫,也有一些女性嫁给了金国贵族,还有个别女性作为金国的友好使者远嫁异域,如在金国出生的全福帝姬嫁给了西夏国的李敦复。就整体而言,除了绍兴十二年(1142)五月伴随宋徽宗、郑皇后、邢氏的梓宫南归的宋高宗的母亲韦氏外,其它女性全都留在金国。正隆六年(1161)七月完颜亮南侵之前,杀掉辽朝后裔耶律氏和宋朝子男130余人。此时距“靖康之难”已30余年,从年龄上推算,这些女性大多已经在30~50岁之间,最小的也在30岁以上,她们或已客死异乡,或已人老珠黄被人抛弃了。  



  “靖康之难”中,北宋后宫嫔妃、宗室妇女全部被掳往北方为奴为娼的历史,既是南宋人难以启齿的耻辱,也是激励南宋人抵抗金兵南下的动力。对于南宋道学家来讲,这场灾难也给他们敲响了警钟: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南宋时期,金军的频繁入侵随时都会使女性们遭到贞节不保的噩运。如何在战场失利的情况下保住妇女的贞节成了道学家们关注的问题,他们舍弃北宋时期重生存轻贞节的观念,提倡妇女舍生命保贞节,这种观念也逐渐被士大夫们所接受。经过道学家们的反复说教和统治者的大力宣传,到了明清之际,女性的社会活动和生存空间日益缩小,而标榜她们殉节的贞节牌坊却日益增多,在生存与贞节之间,女性们除了殉节外已别无选择。  



  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战败国的女性成为占领者的战利品和蹂躏的对象,她们不仅要承担国破家亡的精神痛苦,还要承担身体被辱的身体痛苦、受人歧视的心理压力,胜利者为了掩盖暴行而篡改历史,亡国者为了掩盖屈辱而隐瞒历史,被掳往金国的北宋后妃及宗室女性在历史记载中就这样被忽略了,而资料的缺乏又使得这一历史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被遗忘。但愿此文能够唤醒世人在女性研究方面对此类问题的重视。
February 04

毛主席和蒋委员长鲜为人知的遗愿

七十年代上半期,对于毛泽东、蒋介石来说,是他们人生的最后岁月。历史把他们的希望与遗憾、成功与失败、喜悦与忧伤交织到生命的最后。 
  1972年3月,在台湾上空的浓重阴云中,蒋以86岁高龄出任第五届“总统”,悲壮宣誓:“只要毛共及其同党一日尚存,我们革命的任务不会终止,纵使我们必须遭受千百挫折与打击,亦在所不惜,决不气馁。”但“英雄”暮垂,他的精神已支撑不住他的宏志。健康每况愈下,多种疾病与车祸交相而至,最后三年,他只公开露面三次。毛泽东推动了乾坤的转移,但接连的胜利并未给这位巨人带来太多的喜悦,“文革”这场风暴已让他疲倦了,特别是林彪事件的强烈刺激,这位奋战一生的伟人也处在疾病与苦闷的折磨中。          
    在毛、蒋个人间,毛泽东早已超然以“老朋友”呼蒋。国共争雄,蒋使毛泽东家破人亡,迷信的蒋曾数次去掘毛泽东的祖坟,而毛泽东面对落在自己手中的蒋的祖墓、祖坟却护之一草一木、一砖一石。“文革”中,细心的周恩来一再指示不许冲击溪口蒋宅墓地,但1968年还是有人闯入,炸毁慈庵,所幸未移动遗骨。蒋介石在台得知,嘱其儿孙“永记此一仇恨不忘,为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先袷后,以雪此家仇国耻也。”但中央政府很快修复并严加保护。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巧妙地把蒋“拉”入中美间的历史性对话中,他握着尼克松的手幽默一语:“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轻松一语把中美蒋三方本来很敏感微妙的关系清晰地点化了。当尼克松问道: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称他什么?毛泽东哈哈大笑,周恩来代答:“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称他作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互相对骂就是了。”主席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 
  在拧开美国大门一周年时,毛泽东又迫切地去拧国共间那扇僵锁了几年的门,他的思维向“和平解放台湾”的基点回落。国家体育机构仍作先锋:主动邀请台湾运动员、教练等到京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亚运会选拔赛、全运会等;对应邀回国参加比赛的旅日、旅美等台籍同胞热情接待,并召开座谈会、联欢会阐述中共的政策。有关部门恢复“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傅作义等著名人士纷纷走出,发表谈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1975年里,司法机关连续特赦了全国在押的293名战争罪犯、95名美蒋特工和49名武装特务船员、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能工作的安排工作,不能工作的养起来,愿去台湾的给路费。病榻上的毛泽东在竭尽全力地向历史作着交代。 
  1973年5月中旬,香港启德机场落下了久违八年的第一架中国民航客机。 
  机上抬下一位坐着轮椅的老人,他就是人所共知的国共和平使者――章士钊。中断七年的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因他的到来开始了新启动,香港轰动。92岁高龄且重病缠身的章士钊,承负着毛、周两位巨人的巨大期待,来到了他人生的终点站。在殷夫人家,儿女陪侍在侧,周恩来安排的警卫、医生、护士、秘书、厨师、保姆等小心护卫着这位德高望重老人的宝贵生命。章到港第一天,就急匆匆地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朋友,以打通与台的联系。他叮嘱回京的女儿章含之,转告毛主席、周总理,他最多在港停三个月。但风烛残月,7月1日,章的生命之火在香港――这个国共勾连的驿站熄灭了,他把自己的生命最终留在国共再携手的民族统一事业中。 
  掩卷而思,国共“合”“分”70载,演绎出了多少人生的成败荣辱、多少人生的感叹呀!这里写着像章士钊、曹聚仁、张学良这样献身两党联袂事业的人士的忧与喜,也写着张治中、李宗仁等跳出党派恩怨人士的殷殷期盼,李宗仁逝前给毛、周信言:“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张治中逝前遗嘱:“二十年来,我所念念不忘的是解放台湾这一片祖国的神圣领土。”…… 
  蒋介石晚年向毛泽东发出邀请 
  与毛泽东相比,蒋介石的思想是拘谨僵持的。毛给蒋的自尊压力太大,蒋至死未放弃“讨毛”的呼吁,毛泽东成为蒋一生无法原谅的“敌人”。对外他无法作到轻松地讨论毛泽东,更谈不上称毛泽东一句“老朋友”。他反复强调绝不与苏共和中共接触。 
  但“国”在他的心中。1974年元旦,南越派军舰闯入西沙。蒋激烈拍案:娘希匹。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当即指示台“外交”部门“发表中国领土不容侵犯”的声明。中国与南越的海上之战爆发后,西沙海军要求增兵,邓小平请示,毛泽东同意,并特别强调“直接走!”以前为避免国共不必要的磨擦,中共海军军舰在东海南海间的往来调动都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峡。但此次4艘导弹护卫舰却鲜明地站在东引岛一侧,准备通过。午后正坐在安乐椅上闭目养神的蒋介石听了这个报告,不由一顿,后不假思索地幽幽一言,“西沙战事紧哪!”当晚,国民党军打开探照灯,中共舰只顺利通过。毛泽东精明地考了“老朋友”一下。 
  人老情切,蒋介石的思乡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愈加炽烈。 
  1975年元旦,他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个“复国”文告。春节前后,回台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接受蒋秘密使命,经秘密渠道向中共发来了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的信息。毛泽东反应了,他曾对二度复出担任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说:两岸要尽快实现“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访问。没等共产党回音,陈立夫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没有等到回音,蒋介石永远地走了。 
  历史的遗嘱 
  1975年4月5日,清明节,中国人悼念亡者的传统节日。早晨,久卧病榻的蒋介石坐在轮椅上,以久已不见的笑容迎接前来请安的儿子。临别嘱咐经国:“你应好好多休息。”夜幕降临,蒋陷入昏迷中,子夜晨钟响起前的10分钟,蒋衰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9岁。儿子经国倒地痛哭,据老蒋贴身侍卫回忆,当准备移灵时,天上突起隆隆雷声,继之一阵倾盆大雨如排山倒海而来。蒋经国将之附会为“风云异色,天地同哀”。 
  蒋介石带着一个遗憾走了,他把自己的梦想留给了儿子。这是一个多么令人伤悲的梦。他年复一年充满激情地发表着“反攻”的文告,宣布着“反攻”的时间表,作着“反攻”的计划(设计出了一千多种方案),如他自己所说:“无一日中断”。人们笑他不自量力,痴人说梦。事实上,“复国”于他,与其说是可笑的“梦”,不如说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一个在美国(请来的“保护神”)赤裸裸祸心下,蒋给自己、给台湾贴的特殊护身符;一个在20多年漫长岁月中,蒋唯一赖以维系支撑这个海中孤舟上的生命群体在孤独彷徨中苦斗向前的精神法宝。他要回去!他要让美国、让岛上所有的人深信:他和国民党带台岛回家的坚定不懈的决心与信心。或许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永远兑现不了自己的诺言,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把自己这一生信念、奋斗的意义留在遗嘱中: 
  “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从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勿怠勿忽。” 
  多少人遥望故乡梦断肠,骨肉难聚泪行行;多少家庭散失难聚、离恨黄泉。老同盟会员吴稚晖死时遗嘱将其葬在金门附近海域以贴近大陆。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老先生,孤独无依,深念大陆的妻子儿女,无以释怀,抑郁苦闷,于1964年11月逝于台北。病中写下三章哀歌堪为人间离情绝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 
  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后便再未回故乡,1946年末,他被秘密押到台湾。对为民族团结国共携手献出全部的张学良将军来说,人生的三分之一是在乡愁中度过的。蒋介石逝后,他去金门参观,用高倍望远镜贪婪地眺望大陆,激动得几天难眠,他对美国记者说:“我还是想我自个的大陆故乡”,“我非常希望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在这张民族悲喜图上最突出的莫过于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宋氏兄妹的离情别泪。国共分合的悲喜演化了宋家亲情半个多世纪的离合。1971年4月宋子文在美国逝世,姐妹三人唯有身边的霭龄出席葬礼。美龄因怕中“中共统战圈套”而中途返回,庆龄因一时包不到专机作罢。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逝世。在她病重的日子里,廖承志将其病情电告其在海外的亲属,特别是唯一在世的至亲――在美国的美龄,邀请她前来北京。姐妹见面是庆龄最大的心愿,但美龄保持着沉默。宋庆龄治丧委员会向她在台湾的亲属包括蒋经国及生前好友发出邀请公告、电报,但台湾当局拒绝收受,并诬蔑此为“统战阴谋”。 
  其实,真正属于蒋介石的遗嘱该是死前所言:日后光复大陆,中正生于斯长于斯,要将遗体移返南京,葬于中山先生之侧。 
  蒋介石的遗体经防腐处理,暂安放于桃园县慈湖行馆内的黑色大理石棺椁内。这里因非常像故乡溪口,蒋介石因思母而在此修行宫,名之曰慈湖。固执的蒋也只能在这里梦回故里,“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 
  在蒋介石离去的几个月后,1976年1月国共风云史上的核心人物――了解毛泽东也了解蒋介石,为蒋所深深赏识,为毛泽东所深深倚重的周恩来与世长辞。逝前已经昏迷中的他,要求所见的最后一个人是调查部长罗青长,了解对台湾工作情况。面对罗青长,总理未能把心中的话说完,便再度昏迷过去。邓颖超最了解丈夫的心愿,她把周恩来的骨灰盒先陈放在台湾厅一夜,后遵其遗嘱将骨灰撒向祖国的山川江海。 
  7月6日,毛泽东另一位紧密相依的战友朱德逝世。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波及京津,整个唐山化作废墟。重病中的毛泽东听了地震情况汇报后,流泪不止。他的身体在接连而至的震动中更为虚弱。往事、未来在这位伟人的心中交轨重叠。他对守护在身边的华国锋、汪东兴等政治局委员缓缓言道:“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9月8日,逝世前的几个小时,他要来了日本三木武夫的电报,其中涉及有关大陆与日本进行通联的商议,他拿着这份电报昏迷过去,再也未醒来。 
  9月9日零点10分,毛泽东在49年前打响秋收起义枪声开始井冈创业的时刻合上了他生命的传奇书卷。 
  毛泽东再造了中国,但没有能实现两岸统一。这位创造了无数奇迹的巨人带着一种深深的惆怅无奈地走到了生命终点。他没有蒋那么重的政治包袱。“台湾问题需要时间,也需要等到下一代解决。”已经参与到其中的邓小平接过了毛泽东未完成的两个历史任务。 
  中国半个世纪历史中的几位主笔人以各自的方式写下了“共同”的遗嘱而去了。统一,何止是他们的事业、他们的遗嘱,这是历史的遗嘱,是所有为中国统一而奋斗终生的人们的临终嘱望,是民族血泪写就的心愿。 
  历史应该前进,后继者只有明识前人的血泪所得,才能真正把历史推向前进。只有进一步走出历史的阴影,才是真正继承前人的伟业。
January 20

有容乃大:盛唐气象与唐代文化精神

       现在依然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近代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但是纵览中国数千年历史,我们发现在大部分时间,中国都是远远走在世界其他国家前面的。传统文化不仅没有阻碍中国发展,相反,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是推动民族繁荣、国力强盛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到唐代,中国古代社会进入历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阶段,中国传统文化也进入一个异彩纷呈、奇峰迭起的时期。认识这一段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而且有助于国人抵制民族虚无主义,树立文化的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
  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繁荣发展,开始于贞观之治。由于长期战争,唐初社会动荡,人民流亡,土地大量荒芜,社会经济凋敝,百业俱废。唐太宗针对这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实行了一系列宽松、开明的政策与措施。在贞观元年至二十三年,不仅社会政治清明,而且在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上效果显著。
  政治上唐太宗充分继承了传统的“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和“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德才兼备”的用人之道,任贤纳谏,使贞观时期逐渐形成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局面。经济方面推行均田,轻徭赋,鼓励民间经济发展,与民休养生息,并节省政府开支,戒奢从简,致力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发面,大兴学校教育,鼓励办学多元化,培养各类人才。中央有国子监,地方有府州县三种学校,同时,私学、村学也极为发达。意识形态方面,唐太宗亦以中国文化特有的“和实生物”的中和之道与宽容、包容精神,尊道、礼佛、崇儒,实行开明的“三教”并立政策,不仅促使儒、释、道相互吸收融合繁荣发展,更造成一种宽松的开放的文化心态与风气。正是这种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使得学术上各种新见解得以发挥,文学艺术的不同流派、风格得以发展,从而造就了唐代恢宏的文化气象。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代国力达到顶峰,史称“开元盛世”。宋代诗论家严羽曾用“盛唐气象”来称赞开元前后的诗歌。诗歌最能体现唐代文化在鼎盛时期的精神面貌,即宽广、博大、自信的胸襟,宏大、磅礴、洒脱的气质。正因有此胸怀与气质,唐代文化,不仅在诗歌,而且在书画、音乐、舞蹈、散文、宗教、思想方面,均达到发展的高峰,极一时之盛。
  文化的盛世,不仅表现在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完美继承与发扬,也表现在对异族文化、外域文化的汲取上。唐王朝采取开放的民族政策,不仅使得唐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扩大,更重要的是,多元文化的交汇,有助于促成文化隆盛的形成。游牧民族活跃、奋发进取的精神,与中原汉民族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相结合,迸发出勃勃生机,使唐文化性格在整体上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质。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文化在汲取外来文化之时,始终没有放弃、否定或怀疑原有的文化,相反,本土文化始终是唐代文化的基础与核心。
  唐代的这种对异族文化和外域文化的大规模采撷,吸收,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均可堪称典范。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世界简史》中比较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的差异时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唐文化的特有气质,正是这种“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精神。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下》)有容乃大的精神,造就了唐代的“充实而又光辉”的文化繁荣时代。人的创造才华是无止境的,在 “有容乃大”文化精神的指引下,各种文化流派、艺术形式都具有充分发展的空间,因此都能得到了极致的发展,正如苏东坡所言:“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盛唐气象和唐代的文化精神,于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
  只要中国继续发扬“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既不固步自封,也不盲目媚外,在汲取外来文化的同时,坚持继承、弘扬传统文化。我们坚信,中华文化将迈向新的高峰,中国也必将走向新的鼎盛时期。

December 25

兵家泰斗毛泽东

     毛泽东是集战略家、军事理论家和统帅于一身战争艺术大师,也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经历冲突类型最多而又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统帅。他从千余人的农民队伍起家,经过22年的武装斗争,直到成为数百万大军的统帅。他平生直接或间接指挥了四百多个甚称经典的战役,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军事著作和军事文电,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以人民战争为主体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对战后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指挥他所领导的军队,作战近二十余年,歼灭敌军千余万人;他领导他一直都处在弱者地位的国家和人民,一直都在战胜处于强者地位的敌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象他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一样,连续22年都在劣势的情况与强大的敌人作斗争而最终能战而胜之。试问这 还不叫奇迹的话世界上还有什么可称作奇迹呢?
    许多人读了几本洋人的书,每每言必称巴顿。事实上,巴顿整个一生的作战经历不超过 3年,而毛泽东麾下的我人民解放军授衔时的千员战将,哪个不是15年以上的作战经历 ?从土地革命战争参加革命的红军将领,一生作战已不能用“身经百战”来形容,而是货真价实的“身经千战”――据已故肖锋少将留下的日记所载,他平生作战1365次。 这,大概可以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而且他肯定不是作战纪录最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几千个“巴顿”。从第二次大战的历史来看,美英苏等强国军队和将领,除了在战争强度上胜我一筹外,无论从战略的远视,谋略的高明,斗争的复杂等方面,都不能与毛泽东所指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相提并论。艾森豪朱可夫等著名统帅都是其国家强大的物质条件的保障之下去指导战争的。而毛泽东的条件则简直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他一切本钱都要自己凑。
    毛泽东这样的兵家泰斗,古今中外,谁人能匹?我们身为中国人,为能在我们的国度产生这样的兵家泰斗而骄傲和自豪。有人不光睁着眼睛看不到我们民族的英雄和伟人,还跟着别人瞎起哄去抵毁他,这是非常可悲的。不过这样的人之所以让美国人觉得还有作用,恰恰说明了毛泽东的中国在他们心目中已有了兴足轻重的意义――试想,如果中国还是 50年前那种萎糜的形象,他用得着费那么大神来抵毁吗?
    毛泽东,为病弱古国振军威,让一个趴在地下任人宰割的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 样的功绩谁人能匹? 毛泽东,中华民族永垂史册的民族英雄!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专门为弱者提供的战胜强者的思想武器,在二十世纪所有统帅中,就指挥战争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情况之复杂,内容之丰富,条件之艰苦而言,毛泽东都是首屈一指的。西方的兵家泰斗拿破仑,一生从事战争二十余年,从一个炮兵少尉直到法兰西皇帝,指挥过60个战役,其中有少数是以少胜多的,其对手也很少有超过自己一倍以上的力量,拿破仑自己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只有流传下来的几百条 些语录——较之毛泽东,的确就是“稍逊风骚”了。就凭毛泽东成名之作的第一、二、 三次反围剿战役,也足以让拿破仑狠狠地嫉妒一回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毛泽东所指导的革命战争,也毫不逊色于其它强国。苏联卫国战争是战争史上无以伦比的宏篇巨制,然而从双方的投入和战果来看,苏军的战略指导很难称之为高超。
    苏军总兵力一直占优势,装备水平也不弱于对手,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占优势,可作战付 出的代价却远高于德军,人员伤亡和兵器损失均高于对方。而美、英等国也好不了哪去, 即或是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等名将,其取胜的前提无一不是已方军力远优于对手。而那时远在中国黄土高坡窑洞中穿着破衣烂衫的毛泽东需要面对的对手,却远不是大自己一倍两倍的概念。区区数万兵力,要在敌伪顽夹击的环境中生存下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更不要说发展壮大去战胜对手。
     有人曾说毛泽东沾了日本人的光,殊不知面对一个已经很凶悍的对手的同时还要面对另一个,这本身就需要气魄和胆略。说这话的人有几个有这样的气魄和胆略同时面对两个以上的恨不得活吞下自己的对手?再者说啦,和毛泽东同时代的各路豪杰,哪一个不比毛泽东的本钱大?可这些人怎么没沾上日本人的光?国军当年在敌后留下了近百万部队,为什么没有象共军那样生存下来并且发展壮大起来? 那个时候,一遇上日本人和蒋先生眉来眼去暗递秋波的时候,最先被出卖的就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可最后笑到最后的是谁?蒋先生当年总骂共产党的靠卢布喂大的?可是细究起来,蒋先生拿的卢布是共产党的几百倍,且不说当年黄埔军就是苏联装备起来的,蒋先生的中央银行是一千万金卢布奠的底(那时中共只是在北伐那几年每年从共产国际领几十万银元,蒋先生和共产党翻脸的时候,共产党就没地儿拿这份钱了)。抗战时,蒋先生独揽了三亿美元的苏援,共产党只得几次星星点点零头。最大的一笔也就是王稼祥带回的30万美元。
     至于抗战胜利,中共也就是在东北从老毛子手中得了三十万支日本 步枪。连最亲蒋的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将军也说了句公道话:“中共既使有苏援,也不能和蒋先生的美援相提并论。”毛泽东在这样的环境下铸造了一支无敌的铁军,不叫奇迹叫什么?倘不论战争的强度(强度是由客观情况决定的,不是毛泽东决定的),毛泽东的谋略高明,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有人把世界列强的军事指导艺术分为美英为代表的技术型、苏联为代表的力量型,那么中国为代表的就是最高层次--谋略型。以此为据,有人曾戏言,让诸葛亮与巴顿在同等情况下对垒,巴顿极有可能败北!同样,毛泽东彼时倘有美英苏等国的物质力量,和彼辈对垒,鹿死谁手,谁能测之?
   “图书馆的书架被那些称颂毛泽东为卓越的游击战权威的书本压弯了。但是,毛何止是一位游击战士!他是位伟大的战略家。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辉煌的游击作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弄得痛苦不堪。10年后,他以游击战和运 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40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的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哪个领袖能象他这样在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菲利普?戴维逊在其著作《毛泽东的战略》开篇就发出了这一连串的惊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提醒人们:“关于共产党军事思想的最好阐述,不见诸于苏联的著作,而见诸于中国的著作。 这并不是偶然的。
     苏联的势力扩张,主要得力于政治斗争的巧妙运用,以及德国在中欧垮台后所造成的许多有利条件。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全部胜利,或更确切一点地说,他们之所以能维持生存,其原因在于他们能够利用军事行动获得政治上的利益。”这位国际关系问题的大师还警告西方:“如果你对毛泽东一切都不记得了,那么,你只要记住,他是一切战略家中最重实效,最主张批判地接受的经验的一个。” 毛泽东,既是一位军事理论巨匠,也是一位举世闻名的战争艺术大师。毛泽东众多的军事理论论著,奠定了现代中国军事理论、军事思想的基础,培养出许许多多著名将领,至今仍是现代中国军人学习军事,了解战争,研究战争的钥匙,并常年摆在世界各国政治家和军人的案头。毛泽东一生指挥过众多富于传奇色彩的大小战斗,更是现代中国军人引为自豪的战争艺术精品。
     西方军事学校目前学习战略思想的基本方法主要还是学习战争史,读战例,这就使他们比我们许多似乎懂很多现代战争知识的人更注重从巨人们身上汲取战争艺术的养料。 曾经有这样一件事,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报告赫鲁晓夫,苏联军方印发出版了一批俄文版的毛泽东军事著作。赫鲁晓夫极为反感,说:咱在大兵团机械化作战的时候,毛还在玩红缨枪呢!替他吹呼什么?遂停止发行。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赫氏浅薄和无知。对于战略家来说,玩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将就你所玩的家伙,去挣到你想要的东西。表述清楚一点,就在客观条件界定范围内,去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倘若你老毛子也只是玩红缨枪的条件,你是否还能象毛氏一样玩出个天下来?军备和技术可以日新月异千变万化,而思想的火花却光艳夺目永恒不朽――否则为什么几千年前的《孙子兵法》还被今天的军界奉为圣经宝典? 包括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头号强国的军队,在打最现代化的海湾战争时,还要捡起孙子的法宝?
     毛泽东是游击战的大师,又岂止是游击战的大师。游击战不是毛泽东的发明,但让旁门左道为正规(?)军事家们所不耻的游击战在战略思想的圣殿登堂入室,则是毛泽东的非凡贡献。遍查打上了毛氏鲜明烙印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无一不有毛所擅长的大规模运动战的胎记。毛的游击战,是上升到战略高度的游击战,是包含了战略进攻战役迂回包围战术突击的游击战。战争史上所有的游击战争,无论从承担的重负、起到的作用和规模的巨大等皆无法与之同日而语。与草寇之举更有天壤之别,无统一协调无统一组织 无调度配合的游击战始终不能成就大气。有人曾说,毛泽东的军队在敌后是“游而不击”,以致“坐大”。殊不知,在强大的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 必然会和敌人发生根本冲突,招致敌人的围剿和扫荡。倘毛氏真是“游而不击”,焉能 “坐大”?恐怕连生存都成问题。又要保存和发展自己,又要消灭敌人。这种题目,不是谁都能应付裕如游刃有余的。以平型关战斗为例,象那种两头都是敌人的缝隙中设伏,当时也只就只有毛氏的队伍敢作这样的表演,这是战略思想的影响所致。纵观国军在抗战时的全部上佳表演,鲜有向敌后大踏步的战略前进,连战役性的迂回动作都很少,多是正面硬顶,下层官兵固然英勇,但牺牲巨大也让人扼腕。向敌后迂回这种动作,风险很大,非有胆略和才力者不能为之――尤其是战略动作。否则国军滞留敌后的 百万部队,怎么会是要么投敌“曲线救国”,要么在敌伪的剿杀中自生自灭,(只有傅作义部在绥远的夹缝中生存下来了)而唯共军的部队是蓬勃兴旺呢?是国军悍将卫立煌 将军曾慨叹:“八路的打法好是好,咱们学不了。咱们的部队一撒出去,就收不拢来罗!? “别说让总司令和大家同甘共苦,就是让一个连长和士兵一样,恐怕他也不会干!”。
     1941年12月7日(夏威夷时间1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给美太平洋舰队以毁灭性打击,同时向英美宣战。 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料到,在中国黄土高坡的窑洞中有一个中国人在发表他对世界战争局势惊人的预言!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时这样说: “自罗斯托夫胜利开始,苏德战争的好转已确定。日美战争爆发后已解除日苏战争危险。日美战争爆发,对中苏有利处有六点:第一、华北华中日军的扫荡势将减弱,即是说无大举增兵之可能了;第二、国民党对边区进攻的可能会减少;第三、给亲德亲日两派一致命打击,我们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增大了;第四、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更加大了;第五、苏联可从东方抽调一部分兵力向西;第六、欧州有建立第二条战线之可能。将来战争欧洲会短些,亚洲会长些。日美战争前途,最初对日会有利,战争会延长,将要在两三年后,英、美准备好才能决战。英、美可能集中力量先打败德国,然后英、美力量均向东打败日本。”
       彼时距珍珠港战事爆发后仅几个小时,日后的战争进程竟被他完全言中!这不是神话又是什么? 几天后,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更完整地构想了战争的进程:“在半年之内,英、美均非日本之敌,但只要留得新加坡、马尼拉、达尔文等二三据点,即可在半年后造成对日相持局面,以待日本之敝,然后举行反攻。......英、美 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 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而两方面苏联都将是决定力量。.....德国目前进入了进退维谷的歧途,但东线既无路可走,便有迫使希特勒在东线取守势,在南线或西线取 攻势的可能,如此则是希特勒自己造成第二条战线,也有了迫使英、美采取集中主力打德之可能性。” 希特勒、东条英机、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彼年彼月彼日彼时,没有一个人能产生出象这样完整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构想。而蒋先生呢,此时还在做着让英、美将战略重点放到亚洲来的一厢情愿的美梦。
      作为战略家、军事家,放眼世界,同时代人再无出毛泽东之右者!他之所以创造出让世界匪夷所思的奇迹,实在是历史的选择!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并不在几句秘诀上,也不在于他创造了什么具体的打法, 而在于他尊重实际和批判地接受理论和经验的思想。毛的某些具体的打法当然不会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毛的思想只要在,他在四川或别的什么地方就会创造出四川地打法或别的什么地方的打法。实际上,毛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也总结了徐帅等四川的经验。至于徐帅说中央苏区的某些打法不适合四川,这有可能。但如果徐说毛泽东整个战略战术思想不适合四川,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没有这回事。我因工作关系,与徐帅传记组的同志有过接触,据他们说,徐帅这个非常严肃,有一是一,有二是二,非常尊崇毛泽东和毛泽东军事思想。 至于西路军问题,请你认真地全面的看徐帅是怎么说的,不要断章取义――这个问题也不象你阐述的那么简单。西路军渡黄河本是执行通庄静会战役计划,本来没有战略任务而仅有战役任务。
      结果因张国焘而泡汤,最后改变任务为打通国际路线,变成战略任务。而在其间又因西安事变需策应中央红军,任务几经变更,加上西路军主要负责人陈昌 浩因怕受张国焘的牵连,机械的不打折扣地执行中央命令,使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辗转往返,失去了断然东返和西去的时机,以至被消灭。从一般对命令理解的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毛泽东从来不喜欢机械地执行命令,而希望战场指挥员根据战场实际提供真实的意见,因为战场指挥员肯定比毛泽东更了解战场的实际情况。而且毛泽东下命令也很特别,全有征询句式!你可以看看徐帅的回忆录和当时军委的电报,最后全是征询意见。比如36年11月11日,军委即去电让西路军领导考虑回答“有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如果返河东有困难否?能否解决衣服?”是西路军坚称有西进把握,中央最后予以同意的。后因河东情况变化,中央建议停止西进。再后来还因苏联不同意西路军退入新疆和西安事变等情况变化,全局的战略要求使西路军几度变更任务,以至丧失了西进和东返的时机。但即使如此,军委电报仍赋予“行动方向让你们自决”的机断行事之权,从未有硬性命令――这是毛泽东指挥艺术 最高明的地方。可陈昌浩不听徐向前之谏,向中央报告错误的情况估计,一意孤行,本已撤出倪家营子又回来就敌,最后导致全军覆灭。所以,战场指挥员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是陈昌浩,当时仿效苏联制度,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 至于林、陈、粟等将有不同意见最后按其意见办取得胜利这很正常,而且毛忒喜欢这种将领,毛也鼓励这些将领大胆陈述意见。不存在所谓抗命问题,因为毛很少下硬性的死命令,建国后苏联顾问特别不理解这一点,问当时的代总长聂帅:“这象命令吗?”聂答:“我们毛主席就是这样指挥我们打胜仗的,你们不懂!”
     而且就总的来说,毛的战略指导确实要高出众将一头,比如粟裕只有战役企图的“小淮海”到毛这里就被升华成了“大淮海”,最后酿成战略总决战的。而事实证明,毛泽东对战略和战役的指导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正确的――能做到这一点就已经不得了,可以称作奇迹了。毛的战略预见绝大多数都得到也事实的验证,这在古今中外的将帅中有几人能达此境界?如果有人告诉你某某某从来不打败仗从来不失算,那是扯蛋!这种人要么就是没一辈子没打过仗,要么就是一辈子就打过那么一两仗。象一个从事二十多年战争的人达到绝大多数情况不失算,而且一再因势利导把失利转化为有利,那可只能称作“了不起”吧!
     作为伟大的战略家和统帅,毛泽东指导战争与其它同时代的统帅有很大不同,毛泽东是从战役指挥起家的,他在后来进行战略指导的同时,也对每一个具体的战役为战场指挥员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斯大林等统帅指导战争,主要是通大本营总参谋部实施,斯大林本人进行战略决策,从不参与战役指挥。而毛泽东除了进行战略决策,还对每一个战役提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甚至连电报也自己起草――二战中的战略统帅中你肯定找不到第二个!同时还非常尊重战场指挥员的意见,每封电报最后都有“熟筹见复”、“视情况且酌定”等,给战场指挥员以充分的机断行事的余地――有心者不妨读读《毛泽东军事文选》,看看那些闪烁着思想火花的奇招妙着,看看那些战争艺术的杰作是怎么来的。从辽沈战役策划过程中毛、林之间往返多达百余封的电报中就可看出,毛泽东从不强拧不甜的瓜,在条件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甚至不惜等待,一定要战场指挥员从根本上理解自己的战略构想。这在苏军是不能理解的,发个命令就得了嘛,讨论什么啊? 斯大林从来不这样。
  抗美援朝期间苏联顾问就曾对代总长聂荣臻说:“这叫命令吗?” 聂答:“毛泽东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领导我们打胜仗得天下的,你们不懂!” 出身行伍的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贺龙、林彪、粟裕、陈赓等战将对毛泽东从心悦臣服衷心拥戴直到顶膜拜礼,首先是缘于对其战争指导艺术的认识和倾倒,缘于其“用兵如神”,如第二次反围剿后彭就说“还是摇鹅毛扇的人厉害”,林根本就是毛一手裁陪起来的。
     有人说毛只会“将将”不会“用兵”实在是没有道理,尤其是那些行伍出身正经进过科班的战将,你没两招谁会服你?你光会将将谁搭理你?――毛泽东最先 就不被行伍们搭理――最早和毛泽东合作的余洒度等黄埔生就因瞧不起毛泽东而离去。 那时候毛可不是领袖,一句顶一万句?红军发展的事实也说明,无论是建军还是打仗,离开了毛泽东就有问题。有了毛泽东就有声有色,这是中共将帅们通过事实比较作出的选择。事实证明,毛指挥小部队游刃有余,指挥百万大军亦得心应手,转战陕北既指挥 警卫部队让统帅部充当诱饵,又指挥陕北战事遥控全国战争,何等的磅薄气慨又何等具有科学态度?请问历史上有过这种先例吗?有朋友褒扬被毛泽东思想体系武装起来培育起来的将领,贬斥创立了这个思想体系的人,这不是很荒唐的事情么?笔者当时因工作原因曾多次与当年跟毛麾下的战将探讨,他们说起毛的指挥艺术都素然起敬。当年我与红26军的李赤然将军(55年少将)交谈,他说起毛亲自指挥直罗镇战役和东征的――包括毛等候敌人几天不致时毛跟他们作工作――情况非常激动和振奋,“毛主席真是用兵如神!”这样的话他反复重复了数遍。
  毛泽东用兵如神,是一句带有文学色彩的褒扬。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出的招有高招,也有不那么高的招,比如他遵义会议后指挥的第一仗土城战斗就是个失利战斗―― 话又说回来,任何人都是这样――如果说用兵如神就是判断上不出一点毛病的话,我估计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上既没有用兵如神的人,也没有将将如神的人。说毛泽东用兵如神,只在一个意义上是正确的,那就是:毛泽东极善于因势利导将不利转化为有利,譬如前如言土城战斗虽失利,毛却将审时度势断然撤出,一渡赤水调动敌人,最后演出了四渡赤水大幅度机动制敌歼敌的活剧。再如在很多人眼中,皖南事变是中共的大悲剧,中共的力量遭到前所未有的大损失。可毛泽东却因势利导,发起政治攻势,重建新四军军部,把新四军从带有统一战线色彩的军队变成了由中共完全独立控制的武装,使其在大江南北迅猛发展,成为日后与蒋争天下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即便后来壮得不得了的林彪,其麾下战将和王牌劲旅也有不少来自华中新四军。又如解放台湾搁浅攻金门不克,后来却因势利导干脆不攻,演出了金门炮战这样的杰作。
  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我们既能找到大量军事战场的传世之作,也能见到大量的以其它斗争方式配合军事斗争的高妙之笔。尤其是后者,几乎成了毛泽东指导战争不同于一般统帅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他一生军事生涯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形容:当一般统帅把注意集中于战场时,他却能跳出战场的有限范围,看到更高层次的政治斗争,把许多见不到刀光血影的斗争方式信手拈来,结果换来了一般统帅不敢想象的战场胜利;而当一般的政治家仅把注意力放在政治斗争舞台上时,他又能跳到战场上去,利用军事打击去为 政治斗争开劈道路,提供后盾,从而常常得到一般的政治家不敢企望的收获。超越军事的政治指导,善于用军事方式去解决政治问题,用政治方式去加速军事斗争的进程,或许就是他一生在军事领域里能获得比一般统帅更大成就的关键。
  有人把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归结为打运动战,归结为“十六字诀”,归结为“十大军事 原则”,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的真谛所在――尽管他确实是一位运 动战和游击战大师。自古以来有许多这样的“秘诀”,譬如“三十六计”,熟读“三十 六计”的人多如牛毛,能大谈特谈“三十六计”的人也不稀罕。可真正能在战争(或生 活或经商)中措置裕如,自由往来者又有几人?毛泽东有超人的指挥艺术,不在于他背过或说出过多少秘诀。而在于他能根据环境和条件,根据敌我双方的具体条件,来确定 具体的战法――比如在朝鲜,就打了他一生都在避免的阵地战,打了他一直反对的“短促突击”。
  1950年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还有国军残余部队和大量土匪,整个一个废墟一片满目疮痍的家底,毛泽东们就敢和头号强国纠集的17国联军较劲,而且还让他们一而再再而叁地遭受败绩,最后不得不在有利于新中国的情况下结束战争。站在这个历史横断面上的中国人民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比较。
  曾几何时,数万侵略军就可以在中国横行无忌,而今呢?为数上百万的16国联军却在邻邦的土地就被遏制。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欺凌的亿万同胞,能不焕发出空前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来吗?能不在切切实实地享受“站起来”的感觉时,由衷地喊出“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吗?自此以后,中国,再没有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历史了。
  自此以后,中国,再没有外敌深入国土肆虐横行的历史了。
  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沃尔特·赫尔姆斯在《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中,从对手的角度一语道出了抗美援朝战争对于新中国的意义: 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
  一个当时在中国经历过那个年月的外国人说:“中国人在朝鲜战争中认识了自己。”
  抗美援朝时期,在对外战争取得胜利的同时,国内的中国军队也完成了历时4年的大规模剿匪斗争,歼灭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和政治匪特268万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建立的游击根据地同共产党进行长期对抗和伺机反攻大陆的企图,消除了颠覆破坏新生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巨大威胁,保卫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彻底消除了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匪患,安定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在剿匪作战的同时,人民解放军还粉碎了台湾国民党军在东南沿海和西南边疆对大陆的陆上、海上和空中的多次窜扰,巩固了一百多年来形同虚设的边防。
  与新中国百万优秀儿女在国门外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同时,国内人民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清除了农村封建势力,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时,全国除新疆、西藏和台湾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
  这一切,都为尽快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生产建设,提供了必要条件。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挟昌都战役胜利之势,与西藏地方政府友好协商,排除了帝国主义势力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重重干扰,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并1951年12月20日,完成了进军西藏的伟大壮举。 中国,从此开始真正成为一个各民族团结统一的国家。在一个疮痍满目的土地上,出现了百年未有的崭新气象。
  想想那个敌寇已深入国土还说“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有什么感觉?
  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还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这个恢复,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完成的。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望,对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安定和经济建设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虽然战争耗费了62亿元人民币的战费,但并未对国民经济的恢复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这固然是人民群众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所带来的巨大的生产动力所致,但出兵及时,初战获胜,将敌军从鸭绿江边逐回到三八线附近,避免了在漫长的中朝边境长期设防而可能付出的更大代价,使原订的南满工业搬迁计划得已取消,东北地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又成为了建设的重点,起到了担纲的作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由于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苏联也改变了过去援华态度不甚积极的态度,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援助中国建设了156个大型工业企业,从而使新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
  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和22个空军师的的装备,其中大部分是有偿的,共折合人民币30亿元,按当时比价,折合成为美元为13亿。
  这些装备,大都是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末期到达并装备部队的,那时战场的大格局已经稳定,但这批装备在中国军队防御作战阶段的作战中仍然发挥了巨大作用,因而对于中国军队最后夺得战场主动权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55年,苏军从旅大、丹东撤退时,又有偿移交了记账款10亿人民币的装备。 整个50年代,中国欠下苏联贷款59亿人民币。
  1965年以前,中国全部还清这笔款项。
  还是那句话,站得直有本事的人最好交朋友。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使毛泽东很有底气地对世界说: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
     毛泽东要是刚一建国不去打仗而搞改革开放多好!当时就和美国人和和气气谈判多好。
  如今许多深受改革开放之益的中国人如是评说。 他们忘记了,搞改革开放也好,搞经济建设也好,都需要具备一个很重要的大前提--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安全环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外部安全环境,连休养生息过安生日子都不能保障,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改革开放。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没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毅然决定出兵投入并赢得的这场国际局部战争,就绝不会有新中国第二代领导人的这场改革开放盘活中国的的丰功伟绩。 改革开放不是空中楼阁,它要有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
  刚一建国就能和人家和和气气地谈当然好,可这是一厢情愿单相思能想来的么,人家整个国策就是敌视你歧视你封锁你压迫你,你拿什么底牌去跟人家谈?坦率地说,低三下四地去求着人家谈未必就谈不出个结果来,可那会儿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毛泽东说得很形象:“让中国人把腰弓起来当座桥,让美国人踩着到苏联,让苏联人踩着到美国。”中国人,愿意去扮演这等角色么?
  可以想见,如果当初毛泽东们忍气吞声让美国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诺言压到鸭绿江边来,把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中国人头上,就算是人家真是菩萨心肠不蹬鼻子上脸杀将进来再踩你一脚,那后来的新中国,还有那个份量吗?以后跟美国人谈也好,跟英国人谈也好,还会是那样一种理直气壮胸有成竹不卑不亢落落大方的谈法么?
  那时候,人家那言来语去就算客气到了家,你也没底气!
  自抗美援朝战争后,新中国军队多次与外国军队交手。美国军队、印度军队、苏联军队、越南军队。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能通过战争手段从新中国军队手中获取哪怕是一分一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从此,中国人民有了一个已保持了50年的外部安全环境。如今,我们都在这个安全环境中休养生息。换句话说,我们都在享受这个安全环境。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环境是怎么得来的?
December 18

李敖谈毛泽东的精神

        在这喊毛主席万岁的至少满足以下条件:
1、 受过教育的、有、或有一定的思考能力,不是瞎起哄。
2、 没有任何外力强迫,我也看不出今天喊毛主席万岁能给这些人带来任何 功利。
3、 虽然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我想这没有)但多少都对毛主席的一生有一个大 概的了解。
4、 已经看过许多攻击毛主席的文章。
  可我,或我们仍然要喊毛主席万岁,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大概也只有毛主席值得让我们从心底里喊毛主席万岁,其他人不配!我喊毛主席万岁,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从未被任何困难所压倒,更不会象有人那们在困难和危机中被吓晕了菜。毛主席是男子汉,这不仅为他的同志们所公认,也为形形色色、国内国外的敌手所公认。

  我喊毛主席万岁,因为他是古今中外罕见的战略家。他从不被浮云遮住望眼  ,他从不贪图小利,他从未有过“数小钱”的习惯。他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终其一生,在任何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从来都能抓住对手、敌手的鼻子,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他被对手、敌手牵住鼻子走的情况──这才是真正的战略 家。

  我喊毛主席万岁,因为他亲手发动了文革。我不想、不会为文革唱赞歌,因为我不会、也不想为悲剧唱赞歌──文革就是一场悲剧。毛主席发现了问题,但他──作为人而不是神──没能解决问题,也只毛泽东那样深遂的思想才发现了如何在革命成功之后保持巩固平民政权的本色──几千年来年革命都逃不脱改朝 换代的宿命──一个统治者代替了另一个统治者而已。也只有毛泽东这样的英雄才敢于向这个千年顽症发起了勇敢的冲锋──悲剧式的冲锋。

  否定文革,是要否定那种悲剧式的冲锋方式,不是也不应该是否定问题──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原因 ,现在这问题依然存在, 而且更严重了。希望今天的我们的智慧,能在文革的悲 剧中汲取教训,至少部分地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借否定文革 否定或回避问题,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悲剧,只有毛泽东敢于正视它。但这样的伟人也不能超越历史  ──超越历史就是悲剧。

  我喊毛主席万岁,因为毛泽东精神永放光芒!毛泽东思想固然伟大,但如同 一切思想一样,他会随时代发展而过时,但毛泽东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时代愈发展,我们愈加需要毛泽东精神,毛泽东的精神就是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活得顶天立地,他一扫千余年来吾民族文弱不武的积习,他一扫百余年来自卑奴性的固疾,他不为任何敌人所吓倒,倒是吓倒了一个又一个的敌人。

  毛泽东的精神给了吾 民族以灵魂,毛泽东的精神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喊毛主席万岁就 是要呵护  这种天行健,自强不息的灵魂,我们喊毛主席万岁就是继承光大民族复兴的精神。一个人不能没有灵魂── 没有灵魂那是行尸走肉,一个民族更不能没有灵魂─  ─没有灵魂就成了任人宰杀的一盘散沙。一个民族,不管经济多发达,而没有了灵魂,那就是沙滩上的大厦,决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强大。当衣不蔽体的流寇一样的叁万多红军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时,他们是中国 最生气勃勃,具有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 真正的民族精英。

  当抗日的烽火点燃时,黄河之滨聚集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当49时,全国的钢铁产量全都做成发夹,还不够全国妇女每人分一支时(那时 火柴叫洋火,钉子叫洋丁),最大胆的预 言家也不知道仅仅15年之后,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响起了自强自立惊雷。尽管我们经历了封锁、战争和自身悲剧性的失误 ,但到76时,毛主席和他们那一辈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靠自身的努力完成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资本原始积累”──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会部分地扬弃毛泽东的思想,但我们永远要继承毛泽东的精神──因为我们不能没有灵魂── 这也就是我喊毛主席万岁的原因。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思想写进宪法党章,但我个人认为毛泽东的精神比毛泽东思想更有恒久的价值与魅力。 希望区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精神不是学穷式的探讨,我更关注的是现实.

  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毛泽东的思想,但也是他们那代人集体思想的体现,毛泽 东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成功的解决了他们那代人面临的问题,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不仅是事业的成功(共和国的建立),也是民族心理的成功。毛泽东思想内 蕴着毛泽东精神,这种精神是唐以降吾民族久失了的浩然之气,久失了的天行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是 1840以来吾民族面对保国、保种、保教叁重危机 的挑战而激应出的勇敢的应战的精神。

  但也决不是说有了这种精神就一定会走上康庄大道,应该说“不断革命论” 导致文革等 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大跃进,文革等充分说明了光有精神 ─那怕这种精神再伟大──也是不够的。但也不能得出相反的结论,这种精神是不重要的,是可有可无的,是可以和应该抛弃的。如果是这样,我们不仅不能正  确的总结大跃进文革的教训,很可能走 上另一个极端──我们现在就有走这种极端的苗头,而且这种苗头越来越明显,CIA的《搞垮中国的十戒》正在由伟大的梦想变成可怕的现实。

  毛泽东的精神,不仅在49年是引导民族复兴的伟大动力,在49后,尽管经历了几次悲剧性的失误,这种精神仍然是 我们取得伟大成就的主要动力。想想对一个中国这样的大国没有石油意味什么?我还记得小时候看小人书上汽车上顶着一 个大煤气包。大庆油田的开发的意义也许不次于二弹一星,可大庆油田是在咱样 的的条件下开发呢?没有那一代人的献身精神是绝不可能的。

  当我坐火车走宝成线时,一个山洞连一个山洞,我坐车都闲烦,那50年代从朝鲜战场下来的解放军 用简单的机械又是怎么建设的呢?开发大庆也好,两弹一星也好,建设宝成线也好,包括一夜之间干干净净消灭了存在几千年的妓女,存在了数千年的匪患和黑社会,消灭了存在百多年的烟毒,是不是可以归结为是毛泽东的精神呢?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人民服务”在今天看来是口号,甚至谁说这些谁就是从“第五医院”跑出来似的,但我从我 父母身上就能看出这种品质,他们就是这样勤勤恳恳地工作了一辈子,。

  在唐山大地震后,每家都有伤亡,饮水都困难,可仅仅28天唐钢就出了第一炉钢,没有任何一级领导对工人们有这样的要求,这是完全自觉的行为,3年就恢复了震前的生产水平,而几乎100%的人这时还住简易棚,冬天是外面有多冷 棚 里就有多冷,而工人们也没多拿一分钱,靠的是什么?我们现在进步了,发达了  ,眼界开扩了,长本事了,学聪明 了,灯红酒绿了,就可以把这种精神一脚踢开 ?没有了这种精神──不是一两个人的精神,而是大家的精神,全民族 的精神,  我总有一种不详之感,这不过是一种沙滩上的大厦。

  精神不能代替扎扎实实的制度建设,可制度建设也不能代替精神,没有一种精神做底蕴能设计和建设也一个系统的制 度也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制度法律一大  堆,可违法的却是权势者监守自盗,老百姓想违法都没机会!我就想贪污受贿,可我没有贪污的机会,我就想受贿,可谁给我送?

  现在的危机在于不仅丢掉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有些思想是该丢掉,而且也丢掉了毛泽东的精神──这是绝不该丢掉的。 毛泽东的精神是立国之本,是我们的财富,没有了毛泽东的精神,不用敌人 来攻(如CIA的十戒),我们自己就会垮掉 ──早晚的事!

  毛泽东的精神就是一种强烈的自信、自尊,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我们可以比毛泽东更聪明──因为时代进步 了,但在我们聪明之后是否继承了这种自 信、自尊、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呢?

  毛泽东和他们那辈人奋斗了一辈子,留下来的宝贵的财富就是毛泽东精神,要是在我们这辈人手上丢了,那最终也许我们将一无所有! 我们不仅在强大的美国面前象受气的小媳妇那样,甚至沦落到和几个巫婆神 汉死缠烂打的可笑地步! 毛泽东的精神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毛泽东的精神是万万不能的。

  有毛泽东的精神,十戒就不会得逞 !
  毛泽东的精神就是民族复兴的光辉道路!
  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December 13

尊重国学,善待中华文明之根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也是唯一传承至今从中断过的文明,中国人同时也是世界上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态度最矛盾的民族。中国的历史曾经如此辉煌,以至于在西洋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之前,中国人始终以天朝自居,认为中国之外皆为“蛮夷”,不要说超过中国,就连和中国平等坐在一起的资格都没有,此时的中国人不但有自尊,甚至是极度的自大,当中国人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打碎了中国人的天朝之梦后,很多人由极度的自大转变成极度的自卑,同时也有无数的人在寻找中国衰落的原因,最终,大家把矛头指向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从清末民初到现在,一直就没有间断过,这里就不再一一缀述了,而且这种批判的一直占据着舆论的主流,以至于前些时候人民大学要开设国学院这样的事都会成为热点,甚至成为很多人批评的目标。
  中华文化有缺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似乎从未有过一种没有缺点的文化,至于今后能不能出现,只有天知道。而且中华文化的缺点多数也是历史造成的,比如受批判最多的孔子,他的观点确实有一些不符合今天的现实,可是我们总不能指望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其观点能完全符合今天的现实,况且我们总说要批判的继承传统文化,对于传统文化中愚昧落后的东西当然要批判,要放弃,同时对其中优秀的部分则必须继承和发展,就孔子而言,他所提倡的君子,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到今天仍然应当是每个人做人的准则,当然我们不能按照两千多年前孔子的标准照搬,要做的是符合现代仁义礼智信
标准的君子,如果非要以反对封建礼教的借口来反对仁义礼智信,真不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了这些品质,他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有资格被称之为“人”。
  中化文明博大精深,从诸子百家到唐诗宋词,从三教九流到五行八作,几千年生生不息,铸就了中华文明之根之干之枝之叶之花,如果没有了中华文明的根,中华民族如何称得上“中华”,中国人如果放弃了中华文明不了解中华文明,又如何称得上是中国人?
  中华文明之所以有今日之危局,其罪不在古人而在今人,中华文明既博大精深,其源头又无比的鲜活生动,充满灵气,无论是老子、孔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甚至是杨朱,当然还有释迦牟尼,他虽不是中国人,对中国的影响也同样巨大,其精神也早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他们无以伦比的智慧到今天依然令人赞叹。可惜他们的伟大却给后人的发展造成了障碍,要超越他们是如此困难,以至于后人只能停留在对他们的崇拜上而无力自拔,从难以超越到不敢超越,甚至最后发展到不准超越,中国人也就日益地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这样的民族怎能不落后不挨打,当自以为是的中国人最终被外来文明打败时,还不能从自身去找原因,却把罪过一股脑推到了几千年前的古人身上,对曾经无比崇拜的中华文明同声喊打,似乎只要把古老的根子挖掉了,中国就能富强了,这种无比的仇视和当初无比的崇拜同样愚蠢。这就如同一个败家子,自己无能败光了祖宗的家业,非但不能反躬自问,检讨一下自己的行为,却报怨祖宗留下的财产太少,不够自己挥霍的。这种报怨也有些道理,祖先留下的东西虽然博大精深,到了今天确实嫌少了,孔子怎么就没想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易经怎么就推算不出来洋人的入侵,《孙子兵法》怎么就没记载一些如何用弓箭长矛对付洋枪洋炮的
方法,神通广大的佛陀怎么能允许洋教在中国泛滥成灾,总之老祖宗这点东西都没有用了,都该进历史的垃圾箱了。
  中国的先人用他们无比的智慧为自己争得了无上的荣光,创造出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但他们的后人却在这种荣光的庇护下自以为是地自大了几千年,如今荣光已经褪去,我们应该明白了,先人的伟大与光荣只属于先人,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赢得属于自己的伟大与光荣,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华文明。
  或许有人会说,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华文明,岂不正是对前人的批判与放弃,其实正好相反,批判当然一定要有,但绝不是放弃,更重要的是继承。其实无论是老子、孔子还是释迦牟尼,他们的思想都不是凭空而来,都是建立在无数前人的思想基础之上,正是在前人打下的坚实基础上,他们才有了批判、继承和发扬的可能。而今天的我们,也正是站在由无数先贤打下的雄厚基础之上,祖先们给我们留下了中华文明的宝贵财富,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优越的起点,一个超越前人,创造崭新中华文明的起点。如果我们继续不思进取无力创新,还想躺在祖先的财富上混饭吃,甚至想回到三皇五帝的“光辉岁月”,其结果必然是被时代抛弃;与此同时,要是我们自己都不尊重自己的文明,甚至想把它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最终只能是自己的好东西丢光了,别人好的却没学来,闹了个两手空空的下场。
  正所谓“自轻者人必轻之,自贱者人必贱之”,一个不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甚至是对自己民族文化自轻自贱的民族何以获得他人的尊重,一个既抛弃了传统又迷失了现在的民族又何以立足,中华文明必须靠中国人自己来发扬光大,再不能干自断文明之根的蠢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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